中国贫富差距大 原因种种
中国的贫富悬殊近年来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也引起中国执政党共产党的关注.中共近来强调要关心民生问题,要谋求所谓的全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本星期就这个问题作了一些阐述.然而,如何缓解乃至消除民众对中国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的不满,依然是中共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
*经济规模贫富差距均居世界前茅*
将近30年前,中共开始推行经济改革.当时中共以"共同富裕"为旗号推行改革.如今,中国的经济规模跃居世界前茅,与此同时,中国的贫富差距也跃居世界前茅,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亿万富翁人数目前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与此同时,中国的贫困大军人数居高不下,甚至与日俱增.
来自中国的报导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指出,就人均收入而言,在1990年,中国最高收入的20%的人的收入跟最低收入的20%的人的收入差距是4倍.到了2006年,这个差距已经扩大为18.2倍,最高收入阶层与最低层阶级的财产差距达到72倍.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抱怨说,中国的所谓改革只是权贵阶层对社会大众的强取豪夺.
李培林指出,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到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朝着贫富悬殊的方向发展.中共已故的领导人邓小平当年在推行经济改革的时候,曾经明确提出判断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是是否"共同富裕".
*全球经济一体化*
中国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说,中国经济发展导致贫富悬殊扩大,一方面是中国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他说,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近年来也出现这样的问题,招致很多的抱怨.
茅于轼说,贫富悬殊近年来在全球呈现扩大化趋势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有关.互联网的兴起,资金的自由流动,服务业发展迅速竞争激烈,这些经济发展趋势都大大有利于资本、资方,而对劳工阶级则好处不多.
*特殊国情*
不过,茅于轼说,中国的贫富悬殊近年来明显快速扩大,也与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关,例如,中国近年来贫富悬殊的扩大明显表现为城乡的收入差距扩大,农民没有从工业化过程中得到好处,反而可能受害.这跟日本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显然是不一样的.
茅于轼说:"人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城市扩大,占用农地.占用了农地之后,农民卖土地可以得很多的钱.台湾就是一个例子.台湾的农民很富裕.台湾农民富裕,就是拥有土地所有权.而中国的情况糟糕就糟糕在这里.城市扩大,用了很多的地.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因为没有土地所有权,土地属于所谓的集体,农民对土地没有发言权.土地卖个什么价、钱交给了谁,他都管不着."
中国近年来农民抗议土地剥夺没有合理补偿的抗议事件层出不穷.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导,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在提出改善民生问题的时候也提出,需要解决"部份失地农民的土地补偿问题."
近年来,尽管中国的中央政府强调要给予农民合理的补偿,但是农民在抗议缺乏合理补偿的时候,中国地方当局普遍采取镇压措施,中央政府对此基本上采取不管不问的姿态.
*特权阶级垄断行业*
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还表示,中国的贫富悬殊扩大的中国特色还包括,中国显然存在如房地产开发商这样的特权阶级,中国的国家垄断性行业依然受到国家的保护而不是削弱.然而,这些问题与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一样,因为涉及中国的政治制度安排,因此在中国依然属于官方的敏感问题,民众不能自由讨论.
中共推行改革30年,中国的贫富悬殊跃居令人担忧的世界先进水平.当今中国当局不再提"共同富裕"作为判断经济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问题,转而提出要"让全民共享改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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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争鸣 Opinion and Debate
油价引出的问题
(王雅平)
今年夏季以来,由于国际油价持续上涨,中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原油价格涨幅,中国炼油企业纷纷亏损.部分炼油设备的停用一时间造成了国内燃油供应不足,部分地区尤其是一些南方省市出现了严重的燃油短缺问题.加油站车满为患、等候人群肇事事件接二连三地传出,社会稳定面临隐患.11月初,中国政府将成品油价格上调了10%.石油事关国计民生,石油价格已经成为牵动全国经济的一根敏感神经.如何看待最近的燃油短缺现象与成品油价格上调?本期《卡内基中国透视》采访了卡内基两位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mm经济学家盖保德(Albert Keidel)与能源问题专家钱德瑞(William Chandler).两位专家各自从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能源环保战略的角度详释了一些围绕"油价"而产生的疑惑.
国际高油价该归罪于中国吗?
有些国际媒体将国际石油价格飙升归因于中国石油进口的增加.两位专家都认为中国对石油的需求的增加仅仅是造成国际油价升高的因素之一;目前的国际高油价是在复杂的背景下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盖保德从对石油的供与求两个方面分析了国际高油价出现的原因.在需求方面,不仅中国对石油的需求在增加,印度对石油的需求在增加,美国由于伊拉克战争对石油的需求也在增加,(因为战争装备对石油的消耗量很大).因此,在过去几年中,世界对石油的需求总量有迅猛的增长.而国际石油的供给在同时期内却增长不大.伊拉克与伊朗的政治紧张局势也都有可能影响国际石油的供应.石油市场的供不应求造成了石油价格的提升.这种背景下金融市场的国际投机行为更加剧了油价的上涨.
钱德瑞认为,从短期来看,过去一年中世界油价的上涨可能有一半是由于美元的贬值."中国对石油的消耗总量占全世界的10%,这其中一半靠进口、一半靠自给.中国每天进口四百万桶石油,而美国每天进口一千三百万到一千四百万桶.因此,中国对石油的消耗总量并不是问题所在,只是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中国对石油的消耗量的增长规模在近些年很大."这一增长发生在世界石油市场已经渐趋紧俏的今天,中国成为一些人归罪的焦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油价、通涨与社会稳定
文章开头描述的几个事件之间是存在着因果链条关系的.简而言之,持续上涨的国际原油价格与中国成品油定价制度下的零售价格之间的倒挂,造成了国内炼油企业的亏损,从而导致了生产的减少;在国内需求继续扩大的情况下,燃油的供给就出现了不足.短缺引发了社会上的一些不稳定因素.政府提高燃油价格,是为了减轻石油企业的负担、鼓励生产,从而缓解短缺局面、消除社会不安隐患.但一方面,石油零售价格一涨,农业耕作成本就会增加,农民负担就会加重.农作物的涨价还可能引起全面的通货膨胀,这样一来,城市居民也会牢骚满腹.这在贫富差距已经很悬殊的当代中国国情下,对富人的影响不会太大,对老百姓尤其是农民的生计会造成很大影响,从而可能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因此,政府对于石油零售价格的提升从来都是缓步进行,此次提价也是有限.然而另一方面,提价有限,对石油企业亏损的缓解程度也就有限,短缺问题还是会时儿浮出水面.
盖保德分析说,出于对社会财富分配与社会稳定的考虑,中国政府在九十年代缓步提高能源零售价格,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近年来国际原油价格飞涨,中国国内成品油价格水平的缓步提升跟不上这种速度,所以造成了目前担心大幅提价会导致通胀、不提价又会引发短缺的两难局面.盖保德预测中国的油价将继续走缓步上升的战略,并建议即使国际原油价格回落也不能轻易降低国内燃油零售价格.
钱德瑞则类比了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中美国为遏制通货膨胀也曾实行石油价格管制.历史证明了这一政策的失败.这一政策所造成的物资短缺同样引起了在加油站漫长的等待与因抢油而引起的斗殴事件.钱德瑞认为,"紧缺使人们的时间白白浪费在加油站的漫长等待中,这所造成的无论是经济损失还是社会风险都大于石油价格的增长所将带来的后果.从长远上看,使成品油零售价格提高到市场水平有利于中国的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美国在1981年结束了对油价的控制,"虽然不能说人们欢迎高油价,但他们却做出了相应的反应mm通过各种方式节油降耗,从而使市场的石油价格也随着需求的下降而降下来."
油价所反映出的能源与环保战略
石油价格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刺激国内的对油气勘探和生产的投资,从而降低一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加强该国的能源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消费者节约用油、购买节能型汽车和更多地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这些又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空气质量,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钱德瑞说,中国领导人认为,任何一个工业强国的发展都需要经历一个汽车行业飞速发展的阶段,因此中国也不例外.但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对人类经济史的误解,也没有考虑到今天世界所面临的新的发展困境mm石油资源在减少,人口在增加,环境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束缚越来越大.盖保德也告诫,"以低油价继续进行中国的发展与改革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钱德瑞建议中国取消现行的成品油定价制度,让市场决定燃油价格,并对成品油征收燃油税.他解释说,"除了让市场决定燃油零售价格以外,由于石油还关系着国家的能源安全与环境保护,这些部分也需要反映在燃油的零售价格中,因此就以对石油消费征税的形式来实现."中国有关部门早在1994年就提出征收燃油税的动议,从那时起相关立法不断出台,但在重重阻隔下,燃油税至今尚未开征.
许多国内的有车族抱怨油价"跟涨不跟落" ,并且拿美国做标尺认为美国比中国的消费水平高,两国人却要付差不多相同的油价,这不公平.要说不公平,就像钱德瑞例举的,"美国人平均消耗的燃油是中国人的十三倍,"这更不公平.但美国本身就不是一个好的榜样.各国的燃油价格在税前的水平应该是趋同的,但欧洲的油价是6美元一加仑,美国的油价是3美元一加仑,而中国的油价是2.5美元一加仑.差异如此之大,原因何在?答案在各国不同的能源与环保战略.中国应该看齐的是欧洲,而不是美国.此外,盖保德还指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变得更为发达之前,中国人对个人小轿车这样的奢侈品的消费少一些也是自然的.《卡内基中国透视》认为,每一位同样在抱怨空气质量越来越差、天气变化反复无常的公民都应该能够从国家和环境的长远利益出发,对高油价做出一个重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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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结束?通货膨胀回到中国
The End of an Era? Inflation Returns to China
10月25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盖保德(Albert Keidel)就他最近撰写的《政策咨询》报告mm《通货膨胀mm中国经济日趋浮现的危机》举办了报告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经济学家鲍泰利(Pieter Bottelier)主持了该报告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中国经济专家罗迪(Nicholas Lardy)对报告做了评价.
盖保德的报告对中国经济日益浮现的通货膨胀趋势将对中国社会可能造成的危险做了预警.鉴于通货膨胀可能对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的影响,他建议政府增加粮食进口,以解决目前的粮食供给短缺问题,并把银行存款利率至少提高到通货膨胀率水平,以利率的形式来补贴增长的物价给老百姓所带来的损失.最后,他还建议美国政府看清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是在内需而非出口,并应随此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
鲍泰利与罗迪都从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的角度挑战了盖保德的观点.罗迪认为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趋势是由投资的增长而非粮食的短缺造成的.鲍泰利则认为金融市场的状况也对中国目前的经济趋势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再看中国的反卫星试验
A Different View of Chinars ASAT Test
针对中国的反卫星试验,美国政策界普遍存在着两种解释:其一是认为中国进行反卫星试验意在实行"不对称军事战略""以针破网"地来制衡美国;其二是认为中国有意通过反卫星试验把美国重新拉回到讨论限制太空武器的谈判上来.11月13日,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军控专家杰弗瑞.路易斯(Jeffery Lewis),与美国忧思科学家联合会(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中国问题专家顾克刚(Gregory Kulacki),一同来到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对以上美国对中国反卫星试验普遍存在的两种看法提出了挑战.
两位专家认为,以上两种看法的假设前提都是认为中国政策界在事前已经充分地预测到国际社会对此次事件所将做出的反应.但中国反卫星试验成功以后,中国外交界对国际社会的批评反响所显示的手足无措,否定了以上两种观点成立的假设前提.两位专家认为,反卫星试验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政策决策内部存在的不统一与缺乏协调.
亚洲人民如何认识民主?
How Do Asian People Understand Democracy?
11月28日,杜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史天健来到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做了有关亚洲人民对民主的认识的讲座.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裴敏欣主持了讲座.
针对西方自由派民主理念与亚洲文化之间的关系,史教授做了一项在日本、香港、台湾、中国大陆和其他一些东南亚国家展开的调查.这项调查显示了一些有趣的结果.首先,调查显示,中国大陆人比香港和台湾居民更欢迎民主.其次,大陆比香港和台湾有更多的人相信民主适合他们的社会.第三,史教授的研究还发现,亚洲人在表达对民主的看法的时候,1.85无英雄,他们所定义的民主与传统的西方自由派民主概念不大相同.因此,史教授把对民主的定义分为两种:一种称为"程序性民主",这种定义即西方普遍认同的要通过选举、游说等程序来实现民主的观点;另一种称为"实质性民主",这种定义认为民主的标准就是政府政策要反映公众的意见.显然,亚洲人大部分都认同后一种定义,即"实质性民主".史教授结论认为,亚洲人民在自由等基本价值上认同西方民主的实质,但在实现民主的途径上有很不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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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人才的跨地区流动对区域竞争力的影响"专题研讨会
Global Talent Movements and the Impact on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2007年6月23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北京合作项目、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香港科技大学人口与社会分析中心合作举办了"高级人才的跨地区流动对区域竞争力的影响"专题研讨会.
在此次研讨会上,香港科技大学人口与社会分析中心主任马忠东教授介绍了人才流动的观念与理论发展以及内地与香港的人才分布及流动.中国教育部国际教育司司长助理张宁博士则阐述了中国人的留学历史、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留学情况、跨国流动留学人员现状,和中国留学生的成就.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高浣月教授总结了近几年高层次海归人才的特点,并对人才引进工作提出了建议.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本研究中心教授姚裕群分析了高级人才跨国、跨境流动理论,并提出了高级人才存量mm流量的分析模型和高级人才增值链的理念.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人类学学院副院长洪大用教授对以上专家的发言进行了评论.
中国环境管理制度变革研讨会
The 1st Chinar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ystem Reform Conference
中国环境管理制度变革研讨会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与中国改革开放论坛三家联合主办,于2007年7月14日在北京大学召开.会议讨论的内容包括中国环境与资源问题的现状、趋势与严重程度(包括对环境现状与趋势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的评估),中国十一五能源、资源与环境保护的要点与相关措施,环境管理制度的现状、不足与变革需求,以及中国环境管理体制的变革方向.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政策处处长原庆丹、北京大学教授叶文虎、清华大学教授王明远、中国环境规划院於方、北京大学教授栾胜基、北京大学教授朱彤、北京大学教授邵敏、国家发改委能源所教授姜克隽、北京大学教授胡建信、中国科学院教授王毅、北京大学教授徐晋涛、国家环保局宣教中心主任贾峰、北京大学教授张世秋,分别在会上做了发言;多位来自政府、社科院与大专院校的其他几位专家对发言进行了点评.
虚幻的财富
Foolrs Gold
石油的赐福对非洲可能最终被证明是个伪装的祸根.文章以乍得的历史为鉴,认为非洲的产油国如果不将由石油获得的财富好好地加以利用,石油反而会导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经济停滞、和两极分化,甚至还有发生内战的危险.
中国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富 The Limits of A Smaller, Poorer China
(《金融时报》2007中国报告之二十五)
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新数据表明:中国经济规模比以往估计的实际上要小40%.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盖保德(Albert Keidel)撰文指出,这一更为精确的中国经济图景应将对世界银行的扶贫措施与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相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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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一剂苦药
Hana Brixi, "China Bitter Little Pill,"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November 2007
医疗系统改革已经被中国政府提上日程.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建立一个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制度".在这样雄伟的目标下,一个合理有效的医疗系统改革方案也在积极的酝酿中.今年初,由十五个有关政府部门组成的工作组咨询了国际卫生组织等七家国际和国内的专业组织.今天十月,政府又宣布医疗改革草案将不久能够与世人见面并为公众讨论.这一前一后的咨询专家与公众参与方式都使得医疗体制改革的前景看起来令人鼓舞.
虽然就中国现有的发展水平而言,中国的卫生保健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有病不治、因病致贫,医院医生医疗水平低、设备差、乱开药的现象还普遍存在.老百姓看病贵、有病不治、因病致贫的现象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第一,由于医疗付费体系存在的缺陷和管制执行系统的监管不利,医疗费用近几年的增长惊人;第二,大部分中国人看病要自掏腰包mm2005年中国老百姓平均个人要承担55%的医疗费用,农村人口更要承担90%.
以上这些现象归根结底是由中国目前的医疗体制中存在的种种缺陷而造成的.首先,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相对太少mm中国政府投入只占医疗系统总支出的17%,而美国政府对其医疗系统的投入要占40%.其次,政府投入不均衡、效率低.大约80%的政府投入被用于城市中的某些指定医院,英雄合击,而这些医院只能服务全国20%的人口.再次,由于政府投入资金的不足,医院的收入主要来自于病人,这就导致了医院的盈利倾向.在利益的驱使下,医生经常为病人提供更能让医院盈利的治疗方案而非最经济有效的治疗方案.再次,医疗系统存在机构重叠和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机构重叠造成了医疗资源的闲置与浪费,但同时还存在着一些地区一些医疗机构中的资源不足.最后,监管系统薄弱,使得医疗服务提供者缺乏应有的责任与束缚.
目前,中国国内对医疗体制改革策略的争论主要围绕"基本理念"的不同,即改革是以市场还是以政府为主导的问题.但这样的讨论实际上偏离了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应有的重心.两种理念都把这场改革过度简单化了.市场与政府完全能够、也需要共同作用来建立一个合理的医疗体制.尤其是市场经常在公共卫生领域失灵的这一经验下,无论采取怎样的改革措施,政府都应该起到重要的监管作用.
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应该首先确定所有公民都享有的基本医疗服务项目列表.列表制定好以后就要强制各地方予以执行.政府需要加大对医疗系统的投入并保证投入的公平与有效性.其次,中变无英雄传奇,为确保每一个家庭都能够负担起这些基本医疗服务项目,这些服务的提供应向贫困家庭免费,向非贫困家庭收取20%的费用,并且为每年每个家庭所需负担的医疗费用设一个合理的上限.由于中国的人口大部分分布在农村和非正式的劳动市场,这些服务项目的资金来源如果以保险金的形式收取就显得不切实际,在这种情况下资助这些基本医疗服务的款项就将主要来自于税收.在医疗改革中,如何使不同政府部门同心一致的把改革措施推行下去将是很大的一个挑战.这需要中央政府制定出具体的改革目标,并把这些目标具体体现为评价各个部门政绩的重要标准之一.
石油
Vijay V. Vaitheeswaran, "Oil," Foreign Policy, November/December 2007
本期《外交政策》"再思考"栏目文章纠正了人们头脑中普遍存在的几个有关石油资源的误解.
第一,"世界石油资源正在趋于耗竭."实际上,谈论世界石油资源耗竭还时日尚早.悲观论调者的逻辑在于石油资源为非可再生资源,因此必有耗尽的一天;而石油对世界经济、人类生存在目前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石油资源耗尽的那一天便是世界毁灭之日.但是,这种逻辑忽视了人类科技是不断进步的这一事实.单是石油开采和加工技术的不断进步就已经把世界产油高峰的到来推迟了很多年.当今世界上发现的石油资源已经大大高于三十年以前,更何况即便如此,世界上还存在着三分之二的石油资源有待开发.
第二,"高油价会永远居高不下." 《外交政策》的答案是"不要在这上面下赌注."高油价就如同其他任何商品价格一样,是短期商品供需不平衡造成的结果.在此当中最需关注的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剩余产油能力,尤其是沙特阿拉伯的剩余产油能力.剩余产油能力是决定石油价格的关键,正如在两伊战争和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国际石油供给遭到干扰的情况下,沙特阿拉伯利用其剩余产油能力继续为世界石油进口国提供石油资源,具有了决定石油价格的压倒性权力.近些年石油价格的屡次上涨实际上是由沙特阿拉伯的剩余产油能力的下降和人们未能预期中国进口石油量的增加而造成的.为了满足世界扩大的石油需求,沙特阿拉伯已经投入近百亿美元来重建它的剩余产油能力,新的石油资源也在俄罗斯、里海和西非被发现,加之部分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为了暗中渔利生产并输出超过配额的石油,因此高油价一定是有回落的一天的.
第三,"石油公司应该为高油价负责任."在美国,每每汽油涨价,政治家和能源活动家们首先指责的便是国际石油公司.这些石油公司在消费者看来似乎很强大,但他们比起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巨头们来说只是价格的接受者而非价格制定者.实际上,这些国际石油公司正在面临着危机.石油资源富裕国家mm委内瑞拉、俄罗斯等在进行的石油国有化将威胁这些国际石油公司的主要产品.这些产油国家石油工业的国有化最终将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而国际石油公司是消费者手中面对石油输出国组织强势的唯一筹码.
第四,"俄罗斯的输油管道政治威胁西方."本文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虽然俄罗斯目前每年生产一千万桶的石油,几乎与沙特阿拉伯持平,但俄罗斯的石油储备相较于沙特阿拉伯还是相差甚远mm前者占世界总储备的5%,而后者占25%.只是俄罗斯目前享受着国际高需求、高价格的好处,也没有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配额的限制.此外,虽然俄罗斯拥有极为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天然气的输送需要输油管道,而输油管道一旦建成就很难改变输油目的地.因此,俄罗斯一旦失去一个客户,也就意味着一段输油管道的废弃与拿不回的成本.
第五,"中国对石油的胃口是填不满的沟壑."文章的回答是:"那又怎样?"许多观察者担心中国石油消耗量的增加会破坏国际能源安全.但其实中国在海外对石油产业的投资应该是石油消费者的福音,因为中国每在乍得、厄瓜多尔、哈萨克斯坦挖出一桶石油,就意味着其从国际石油市场上少买...